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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涛
《英雄赞歌》是中国红色歌曲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它最早出现在1964年上映的电影《英雄儿女》中，并随着这一经典电影作品而迅速传遍全国。影片中王芳对于英雄王成的赞唱，不仅引发了“四面青山”“晴天响雷”和“大海扬波”的“回响”，而且跨越历史和记忆，令不同代际的人们竞相反复“回唱”。
而在21世纪的大银幕上，这一作品以不同的版本呈现在观众面前，成为当代电影不断呼应历史经典的“回响”或“回唱”。
同一首歌在新时代的大银幕上衍生出不同版本
我们试举三例：
在展现军队文工团青春记忆的《芳华》中，导演冯小刚借由《英雄赞歌》歌颂对越自卫反击战场上的士兵刘峰，场面调度几乎完全模仿了原作；然而无论从英雄形象到战争背景，新旧本文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张力与差异，并令我们思考“个人记忆”与“宏大历史”的复杂关系。
在张艺谋导演的影片《一秒钟》里，《英雄赞歌》不仅令影院中的观众同声齐唱，而且促使两位主人公思考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同于《英雄儿女》中王芳与父亲王文清的“父女情深”，《一秒钟》里的两位主人公各自在历史沧桑中背负着家庭的创伤与救赎。
而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史诗片《金刚川》的结尾，在迎接烈士骨灰回国的新闻短片之后，《英雄赞歌》响起，通过连接历史记忆和现实画面，令保家卫国的精神延续到七十年后的今天，由此升华了影片的主题，并将气氛与情绪推到了高潮。
纵观这三处“故影新声”的改编，一方面，从张映哲到雷佳和谭维维，不同演唱者的声音表达与节奏处理，令《英雄赞歌》有了更多的声音形式和表演风格；另一方面，从《芳华》中模仿或“致敬”式的场面调度到《一秒钟》里作为跨越和衔接影院内外两个世界的元素，再到《金刚川》中配合小幅新闻画面的歌词展示，《英雄赞歌》的视觉体系更为复杂化和丰富化。因此，单一的《英雄赞歌》在新时代的大银幕上衍生出不同的版本，创造了多重的面貌。
作为“红色经典”的三重“回响”，三个版本的《英雄赞歌》尽管风格各异，但都表达了对于原作的致敬与怀旧，以及对于“红色经典”的记忆与认同。如果说《英雄赞歌》以及原作电影《英雄儿女》已经成为“红色经典”文化的代表性作品，那它的重复与衍生，说明“红色经典”文化正借由新的素材、样式和风格，不断出现在当下的文艺作品或观众面前。
这些不同的“回响”方式，本身可以看作是21世纪当下的我国社会在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合力的产物，也折射出当代多种历史观念、美学追求、再现机制和身份认同的差异性。而一次次“重返经典”的尝试，正是红色文化在不同时代传承、变化、发展和创新的艺术表达。
红色老歌在当下的“回响”，进一步佐证了“经典”的意义
类似这样一种致敬红色经典歌曲的段落，在近年来的主旋律或主流电影中屡见不鲜。
例如在《我和我的祖国》中，由王菲所翻唱的同名主题歌曲，相较于李谷一的原版更为欢快与轻松，节奏感强烈的编曲配合王菲空灵的嗓音，营造出更为生活化与私人化的听觉体验；而它的姊妹篇《我和我的家乡》则对另一首经典的“红歌”《我的祖国》进行了二次演绎——片头由群星合唱一版，片尾放出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当年的原唱版。此外，从《中国机长》中毛阿敏以更为抒情化方式演绎的《我爱祖国的蓝天》，到《1921》中超过五十位明星共同演绎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越来越多的新时代主旋律影片将红色经典歌曲进行改编与重新演绎，令其焕发“第二春”。
诚然，并非所有的“红歌”都来自于电影；但不可否认的是，红色经典影片为大量“红歌”提供了出场的舞台与传播的路径。从《闪闪的红星》中的《红星照我去战斗》到《红色娘子军》中的《娘子军连歌》，从《铁道游击队》中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到《红孩子》中的《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从《英雄儿女》中的《英雄赞歌》到《上甘岭》中的《我的祖国》，从《冰山上的来客》中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到《小花》中的《绒花》……几乎每一部红色经典电影都会产生一两首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红歌”随着电影的热映而普及，歌曲的传唱也反过来促进影片的流行；于是影像和声音相互促进，共同形塑了作品“经典化”的过程。
而这些红色老歌在新时代的“回响”，也进一步佐证了“经典”的意义：只有红色文化中的精品，才经得起岁月的荡涤而历久弥新。这样一种发生在新旧之间的作用，不仅仅是一种“影响”，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回响”。所谓“影响”，强调的是“红色经典”在当代对于大众的持续性影响力，尤其是如何以一种红色基因的传承，流淌于日常社会生活的血液之中。而“回响”或“回声”则是一种作品与作品、文本与文本之间对等的“回旋”与“震荡”；它恰如山谷回音一样，是声音与声音的对话。
于是，“回响”更多指涉的是新时代的文艺作品如何来“重复”“回应”“对照”和“改编”原来的经典作品。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从内容到主题，从形式到类型，从风格到技术，原来的红色经典文本被不断重复、衍生、回旋与改写，不仅成为当代作品的有机成分，而且参与了社会主义革命文化的当代建构。
“故影新声”,将“为人民服务”铭刻在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上
这些“故影新声”的做法，传承“红色经典”精神的同时，将“为人民服务”的本质性特征牢牢铭刻在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上。红色经典电影音乐重新“经典化”的过程，一方面彰显了同一文本在不同时代的跨风格、跨类型甚至跨媒介改编，另一方面体现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工作者继承和弘扬革命文艺传统，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继续繁荣文艺创作的意识和使命感。
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构成了红色经典音乐在“故影”和“新声”的不同时代得以传承的精神内核。
如果我们追溯“红色经典”这一概念或话语的起源，我们便能够对这样一种精神内核具有更为清晰的认知。
“红色经典”作为“红色”和“经典”两个概念组合在一起的整体术语，最早可以追溯到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红色经典丛书”，它集结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一批革命历史小说，包括《平原枪声》《暴风骤雨》《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作品，尤其是被称为“三红一创”的《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和“青山保林”的《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因此，最早的“红色经典”文本指的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随着时间的推进，“红色经典”也不单纯用于指涉小说，而是包含了音乐、美术、电影、舞蹈、戏剧等不同门类的艺术作品，它们都以革命历史为主要题材，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大众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这些经典的红色作品（例如红色电影主题曲或插曲）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和发展，在当代焕发出新的光芒与生命力；旧与新的作品也因为“互文性”而构成了庞大的红色文本网络，令红色文化与精神得以传承发展并生生不息。
可以说，这些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红色经典电影音乐，不仅早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文艺中重要的文化遗产与艺术瑰宝，而且令红色革命精神与历史文化记忆得以传承和发展。它们在基本理念、社会理想、道德继承、创作范式、美学风格上都存在着内在相似性甚至同一性——尤其都以人民性为本质理念，汲取现实大众的精神营养，反映和再现人民的智慧与经验，助力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发展与进步。与时俱进的红色经典电影音乐，在记录和反映时代精神的同时，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令我们得以固守母体文化与民族根性，与时俱进地肩负起历史使命，不断获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前往首页>> | 
